前言

图|周总理

1975年12月20日凌晨5时，周总理的卫士高振普打电话给罗青长，请他来医院。

周总理这时病情已经极为严重，但他嘴里一直念叨着“罗青长”的名字，而当时罗青长正担任着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一见罗青长赶到，周总理伸手示意他坐在床边，尽管周总理有许多话想要对他说，但因为身体太虚弱，有些时候吐字不清，卫士高振普负责转达总理的话，两人谈了大约有20分钟。

临别时，周总理一再叮嘱罗青长：

“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

罗青长含着泪，默默地走出了病房。

时隔多年后，罗青长谈起了周总理晚年与他的这一次见面，虽然周总理并未言明这位“老朋友”究竟是谁，但罗青长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虽然周总理没有点明“老朋友”是指谁，但从我平时和他的工作接触中即可理解这“老朋友”中肯定包括张学良将军。对张学良将军的怀念是总理临终都难以忘却的未了之情。”

“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1935年10月，张学良兼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东北军也随即调入西北，负责对红军的作战。

当时红军刚刚长征结束，张学良认为，以东北军的军事实力，加上又是以逸待劳，红军劳师以远，疲惫不堪，自己完全可以“张网以待”。

事实证明，张学良完全低估了红军。

10月28日，张学良集中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分别由鄜县（今富县）、合水县东西同时出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围歼中共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图|张学良

考虑到敌强我弱，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领导人认为，敌人的兵力是红军的3倍，如果一旦让敌人形成合围之势，那么对于即将建立的陕甘苏区将更为不利。不如抓住机会，全力歼灭葫芦河东进敌军一至两个师的兵力，然后逐步向东以东，再寻机歼敌，打破敌人的围剿。

毛主席在战前便指示：一定要打歼灭战。

基于这样的基础，红军兵分两路，在直罗镇东西埋伏，以游击队和小股部队活动，牵制敌军活动。

11月20日，东北军109师师长牛元峰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闯入直罗镇。

直至第二天凌晨时分，红军完成了对敌军的包围，战斗于11月21日打响。

经过两天激战，东北军109师基本全军覆没，109师师长牛元峰被击毙，击溃敌人三个半师的兵力，歼灭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缴获大量的物资。

而在之前与红军短短的三个多月的作战中，东北军原来的20多万兵力，折损一半以上。

直罗镇战役后，张学良要求补充损失的部队，蒋介石不仅没有补充，反而还下令取消了东北军两个师的番号，这也让张学良产生了很多的思考。

尽管早年张学良就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但接触并不深，了解也不多，所以真正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应该是在直罗镇战役结束后的1935年年底。

后来张学良自述也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连系，方能知其真意……”

图|直罗镇战役

中共中央也希望能与张学良直接对话，通过被俘的东北军将领高福源，传达信息给张学良、王以哲，随着几个月的深入畅谈，中共中央肯定了张学良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6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学良、王以哲：

“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到延安与张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时间可定在本月，具体日期可由张先生确定后电告周同志。”

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晤。

这也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时隔多年后，张学良回忆起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仍不住感慨：

“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周先生是我一生中最钦佩的人之一。”

图|红军庆祝直罗镇战役胜利大会

两人一见面，便热情地握手，谈话间周恩来告诉张学良：“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周恩来所提及的往事，是指1910年到1913年秋在沈阳读书的时候。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奇怪，反而还告诉他：“我知道，我听我老师张伯苓说过。”

“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周恩来大感讶异。

张学良告诉周恩来：“我过去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从张伯苓的劝告后戒除的，所以后来我拜他为师。”

两人一见面，相处便十分融洽，张学良初见周恩来，便敢于自揭往事，也足见的确是诚心诚意。

晚上11时，在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幽暗的灯光之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一起，就联合抗日一事商量了具体的事项，一直到凌晨5时谈话才结束，尽管是一夜未睡，但张学良始终是十分精神，毫无倦意。

“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不仅使我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结束以后，张学良拿出了一本《申报》为纪念60周年而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这份地图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地图，并对周恩来高兴的说：“让我们共同保卫祖国。”

图|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不仅如此，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3万银元，后来又补送了20万法币。

回去的路上，周恩来也对一路同行的李克农念叨：

“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如果张学良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了，不好说话了”

1991年，吕正操将军赴美国拜会张学良。

吕正操将军原来是东北军出身，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两人见面时都已经是年近百岁的老人，张学良对吕正操谈起当年与周恩来见面时的场景，仍不住感慨。

“周先生这个人是有什么说什么，说得都很打动他。周恩来对当时处于危险中的东北军的前途，分析得很深入，对他张学良很有益。张学良很感动，说周恩来是共产党里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我没见过，我不敢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和公开场合都这样讲。他在海外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毛泽东的成功，可以是周恩来的成功。我本来在中国人里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我是非常地佩服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联合扣押了蒋介石，实施兵谏，消息一出顿时引发轰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均是一片议论。

图|张学良与吕正操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一开始也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有传言说张学良是受了日本人的支持才发动西安事变。

尽管中共一方事先并不知情，但随后在针对国内外形势分析后，决定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六天，张学良专程派飞机赴延安，将周恩来接到了西安。

张学良早在门口等候多时，一见周恩来把胡子也剃了，一时有些愕然：“美髯公，你的胡子呢？”

周恩来笑了笑，简单用手比划了一下：“我剪掉了。”

“那太可惜了！”

周恩来神情有些严肃，他对张学良说道：

“我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蓄须。当时我发誓，不抓住蒋介石我就不刮胡子!现在，蒋介石被你们活捉了，我也该将胡子剃掉了噢!”

图|西安事变时期的周恩来

尽管两人初见时谈话非常轻松，但一进门周恩来便对张学良说了一句：“你们的这种做法，我们共产党人不赞同。”

张学良视周恩来为良师益友，没想到一见面却听他这样说，一时间情绪有些低落，周恩来耐心地给他解释了国际形势以及党中央的政策，并提出要和平解决，张学良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方调停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然而一个让周恩来遗憾的事情却是始料未及。

12月25日下午3时，张学良担心夜长梦多，跟谁也没打招呼，执意要送蒋介石去南京，蒋介石还假惺惺地要他不要送，张学良不肯听从，还将手谕交付杨虎城，令他与于学忠自今日起代他指挥。

周恩来收到消息时，也是吃了一惊：“怎么能这样办事，连个招呼也不打？”

等到机场时，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摇了摇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像窦尔敦那样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果不其然，张学良一到南京，很快便遭到蒋介石软禁。

这件事也成为周恩来一生的遗憾。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和谈失败，作为国民党军一方的和谈代表，张治中执意要回南京，是周恩来极力挽留，并对他说：

“我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不能再对不起另外一个姓张的朋友了。”

尽管两位老朋友在后来长达40多年的时间再未见过面，但周总理始终牵挂着张学良的安危。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和谈期间，周恩来提出为和平计，应释放12年前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张学良、杨虎城在９年前挽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使中华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

“要是张、杨两先生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对国家只有好处。”

张学良听闻此事，特别委托老部下莫德惠转去给周恩来一封信。

图|莫德惠

时隔50多年以后，这封信才被公开，张学良原信内容如下：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原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

尽管两位老友尽管天南海北，各在一方，但他们担忧国家命运前途。

周恩来始终担忧张学良的处境，特别是蒋介石在败逃之际，下令杀害了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因此凡是涉及到对张学良个人的宣传，周恩来都要亲自过目，即便是张学良后来转到了台湾，周恩来仍设法托人，打听张学良的实际处境，并嘱咐身边的人：

“如果张学良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了，不好说话了。”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1958年12月，周总理打听到，在美国定居的宋子文赴香港暂住，于是立即派人联系宋子文，希望找到这位多年前西安事变的担保人，能出一份力“设法释放张学良或改善张学良处境”。

宋子文的老部下，西安事变时曾跟随宋前往的郭增凯当时也在香港定居，周总理派人联系郭增凯，希望郭增凯能给宋子文传话。

图|宋子文

郭增凯找到宋子文，并转达了这样一句话：

“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宋子文先生曾有三条保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位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怎样了？”

话里话外尽管没有提及周总理的名字，但宋子文听出了郭增凯话里的含义，宋子文又托人传话给周恩来：

“头两条都早已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周先生谅解！”

张学良虽然也派人传话“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可周恩来担心张学良的安危，始终持谨慎的态度。

图|朱光沐的夫人朱湄筠（朱五小姐）

一直到1961年春，事情才有了眉目。

周恩来决定通过海外的朱光沐的夫人朱湄筠向张学良与赵一荻传信，朱光沐原来是张学良的贴身亲信，后来又做了宋子文的秘书。

如何传信？整个过程我们不得而知，到这年5月，朱湄筠传信回来告诉周总理，所托信件连同张学铭、张学思写给哥哥张学良的信均已经送到。由于当时时局艰难，传信殊为不易，无法考证信是否送到。

为张学良安全考虑，这一事实直至几十年后，当事人大多已经作古后才揭秘。

周总理亲笔手书的密信，上面只有16个字：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据罗青长在《情深意重割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谊》中，对于传信一事也有相关的回忆。

图|张学良、张学铭、张学思兄弟三人合影

张学铭与夫人朱洛筠将赴香港探亲时，周总理曾在中南海宴请他们夫妻两人，罗青长也一同作陪，席间周总理委托他们传信给张学良（需要指出的是朱洛筠与朱湄筠是亲姐妹，父亲朱启钤老先生是周恩来最敬重的人）。

1974年初，周总理病情加重，听闻一些在香港的朋友，打算趁蒋介石病重，发动舆论攻势，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病痛中的周恩来听闻此事后，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赞许，却并不同意他们的举动：

“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了蒋介石的疮疤，搞不好，可能刺激蒋介石用西太后对付光绪皇帝的办法，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下毒手，结果反而对张学良大大不利！”

1975年9月4日，周总理批示了最后一份有关台湾的文件，即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刊载刊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上的文章《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

图|周总理

周恩来批阅文件时，听闻张学良身患眼疾，十分担忧，特别命令有关部门要将此事调查清楚，并在批示末尾连写了三个字：“托、托、托。”

此三字力重千钧，可以感受得到的是，尽管周总理自己身体情况不是很好，却依旧记挂着在张学良，并渴盼着他能回到祖国。

然而此事终将成为一个永久的遗憾。

张学良尽管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却始终未能成行。

罗青长晚年始终记得周总理的嘱托，并设法为他转达对张学良将军的思念之情。

1992年，罗青长听闻张学良将军的儿子张闾琳到沈阳参加阎宝航烈士纪念活动，于是手书了当年周总理60年代给张学良的16个字，希望张闾琳能代转给张学良。

1996年，阎宝航的女儿阎光明启程前往美国看望张学良，罗青长又手书了一份托阎光明带往美国。

图|六十年代罗青长夫妇合影

阎光明将这份手书转给张学良后，张学良顿时有些欣喜，他问阎光明：“这是不是周先生说的？”

罗青长称：

“从阎明光带回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张将军的表情中流露出对已故朋友的怀念、感激之情。两位世纪伟人的心终于历尽沧桑结合在一起了。”